“邓丽君是台湾间谍。”
这一惊人的消息是在邓丽君突然死亡事件发生后不到一个月，1995年6月中旬，由台湾大众杂志《独家报道》6月刊首先报道的。
杂志社记者在对原国民党高级将领、退役少将谷正文先生进行采访时，谷正文直言不讳地指出：邓丽君是“台湾国民党国家安全局”的秘密情报工作人员，隶属于“台湾国家安全局”第三处，由当时的三处吴处长负责单线联系（吴先生于1994年死于癌症）。而配合协同工作的则是我所在的台湾国民党国防部军事情报统计局。
根据谷正文的叙述，当时的情况如下：
1968年夏天，邓丽君收到了来自新加坡的演出邀请书，她被邀请参加1969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剧院举行的“慈善音乐会”的演出。为此，年仅15岁的邓丽君向台湾当局的有关部门提出了出境申请。由于当时邓丽君尚未成年，所以一同提出出境申请的还有邓丽君的母亲赵素桂。
在出入境申请的审查过程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项目，即申请人是否能够利用他（她）现有的条件为台湾当局进行情报工作。
在邓丽君递交了出境申请之后，台湾“国家安全局”不但对邓丽君本人进行了严格的审查，而且对邓丽君的家庭及家族也进行了全面审查。
“台湾国家安全局”第三处是专门负责对外关系以及向海外选拔派遣特别情报人员的管理部门。审查中，由于邓丽君的父亲邓枢为是原国民党军队下级军官，而其母亲赵素桂的家庭中尚有部分成员仍生活在中国大陆，为此，当时的“国家安全局”第三处的吴处长亲自拿着邓丽君的个人档案和厚厚的审查资料，直接来到了“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要求国民党军方协助审查工作。当时“国防部军事情报局”负责此方面工作的责任部门就是特勤处，谷正文就是当年的特勤处少将主任审查官。
根据谷正文的回忆，自从1949年国民党蒋介石改编重组国民党特务系统以来，“特务政治”的行动方针一直主导着台湾国民党军队、政府和民间社会。许多台湾的民间人士、知识分子以及文艺界人士均在不同的情况和条件下，被收编进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属于需要出境，为了得到出境许可，才不得已地接受了台湾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交换条件，被收编成“台湾国家安全局”的情报工作人员的。邓丽君正是属于这一类。
在谷正文的叙述中，他还提及了另外一个当时在台湾较为著名的人物，即台湾歌星白嘉莉小姐。这位白嘉莉小姐也和邓丽君一样，为了出境演出的需要，不得不充当国民党政府的情报人员，利用其艺术活动的有利条件，奔走于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为台湾国民党政府传递情报和充当“使者”。直到白嘉莉小姐结婚后，才解除了她特务情报人员的身份。
关于这些被收编为情报人员的民间人士的作用和任务，谷正文进一步解释说：“像邓丽君这样被吸收进来的特务工作情报人员，原则上与其它专业间谍有着根本的区别，他（她）们不承担那些需要特别间谍技能的谍报工作，而只是利用他（她）们现存的条件，在适当的情况下为台湾国民党政府效劳而已。”
“邓丽君是‘台湾国家安全局’的情报人员”这一消息引起了台湾社会各界的巨大反响。首先是邓丽君的家属们对此事采取了断然否定的态度。长兄邓长富针对《独家报道》杂志的文章，代表邓家向新闻界发表了以下声明：
《独家报道》杂志的采访报道文章是在没有对我们家属进行任何采访的基础上编写的，是对邓丽君本人的侮辱，作为同是记者的我本人，为它感到羞耻。
然而，针对邓丽君家属们的发言和其它一些不同意见，谷正文分别在不同场合接受了许多不同新闻报纸记者的采访。在采访中，谷正文不但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并且对一些反对意见进行了尖锐的反驳。
“我所说的都是事实，我现在已经年迈体弱了，在余下来的时间里，我并无什么其它所求，我只是作为历史的见证人，说一些事实而已。”
“如果邓丽君的家属们或者其他什么人，认为我是在胡说八道的话，那么就请到法院去告我好了。到目前为止，‘国家安全局’还保留着邓丽君的全部档案。到时候请法院去查阅一下，就完全可以知道是谁在胡说八道了。”
说也奇怪，在谷正文面对一片不信任的议论和评论，提出以上可以对簿公堂的讲话被公开在报纸杂志上以后，一切反对和不信任的意见和文章一下子全部销声匿迹了。
对于民间社会来说，初闻“邓丽君是间谍”令人十分惊讶。但在惊讶之余，民间反应普遍倾向于同情邓丽君。人们普遍表示：当年的台湾国民党当局以批准出境演出为交换条件，将一名尚未成年的少女胁迫收编进国民党特务系统之中，这种做法是任何时候都为人之常情所不能容忍的。
摘自《世界华文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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